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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院历史溯源
根据考古学界的研究，在我国的夏朝晚期，已然出现了具有合院雏形的建筑。在今天河南偃师二里头保存着一座当时的宫殿遗址。遗址东西长一百零八米，南北宽一百米。东部与北部之间缺了一角。平面是略呈折角的正方形。
庭院四周长廊环绕，东、南、北面的长廊是双廊，西面的长廊是单廊。南廊的正中是大门。大门八间，中部是穿堂，两侧是塾门，是进入宫中的正门。东廊的折角处有一个侧门，小而次要。此门称“闱”，是供宫中妇女出入的小门。
庭院的北部是宫殿。宫殿与大门大体对位，但是没有完全对准。在间数上，宫殿也是八间，与大门的间数相同。
这组建筑，无论是主体建筑还是大门，都采取了单数柱列、双数开间的做法。这样，在中轴线上的不是门，而是柱子。与今天在中轴线上布置门的做法截然相反。
在今天陕西岐山凤雏村有一组西周早期的建筑遗址。这组遗址，有两进院落。在中轴线上依次为屏、门、堂、廊、室。东西两侧是庑。庑取代了廊，而且，所有的堂、室、门都与庑相连，围拢出两个院落。前堂与后室用廊连接起来，在平面上呈“工”字形。这样的布局延续下来，直到宋元。大门外面竖立屏。屏也称树，也就是后来的影壁。
相对于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朝晚期宫殿的围廊，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宫殿用房屋四面围拢的形式，完全具备了合院的特点。
“文革”时期，在北京后英房明城墙的基础下，挖掘出一处元代的住房遗址。这是一座大型住宅，分东、中、西三路。东路主院有正房与厢房。正房分前后两座，中间用廊连接，平面为工字形，继承了陕西岐山凤雏村的做法。前后的正房各三间，列柱不在中轴线上，正房与厢房相互分离，表现出从合院向四合院的过渡形式。
明以后，北京的四合院定型。晚清以后，北京的四合院也多少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新的建筑元素，例如：
一、在院内构筑西式建筑，如后圆恩寺胡同7号，西部是四合院，东部是花园，中部是一座西式楼房。
二、构筑西式宅门。这样的宅门不乏其例。板厂胡同29号是一所旧宅院，但是在传统的屋宇门外部又兴建了一座西洋门。
三、外檐与内檐装修受西方影响，把室内的纸顶改为抹灰顶，砖地改为木板地，窗户改为外推式；安装电灯、暖气、自来水、卫生设备；把倒座房的某一间改为汽车房等等。
北京四合院的布局
四合院包括这样几个基本要素：宅门、倒座、正房、厢房、围墙。把这些要素根据四合院的原理组合起来，便组成四合院。一般构造是这样的：
如果四合院坐北朝南，大门便开辟在东南角，与东厢房的南部山墙相对。大门之内的西侧是庭院。其中，正房位于庭院的北部，坐北朝南。倒座位于庭院的南部，坐南朝北。东西两侧是厢房。围墙用来填补建筑之间的空隙。
相比一般的四合院，北京四合院又具有一些特点：
一、中轴布局。正房与倒座位于中轴线上。正房是全宅的主体，进深、面宽、架高与内外檐的装修规格在全宅居于首位。正房的列柱是双数，房间是单数，从而保证明间的房门在中轴线上。正房一般是三间。正房两侧有时构筑耳房。耳房的高度低于正房。正房与耳房的总长决定了四合院的宽度。
二、正房、倒座、两厢都是单层建筑，而且各自独立，互不相连。正房与倒座南北相望，两厢的前檐位于正房墀头墙的外侧。正房两侧如果设有耳房，那么耳房的面阔与厢房的进深保持在同一尺度。如果正房的后面还有房屋，那么东面的耳房则作为通道。这一点是四合院与合院的根本区别。合院的房屋是相互连接的。比如，陕西歧山风雏村西周宫殿遗址，今天浙江绍兴的台门，西南地区的一颗印式住宅，四面的房子都相互衔接。
三、正房、倒座、厢房通常采取山墙到顶的硬山样式。不在山墙也不在后檐墙开设门窗，门窗均向院内开辟。
四、宅门位于宅院的东南或者西北位置，是北京四合院的基本特征。如果宅院坐落在胡同的北部，则宅门位于东南角；如果宅院坐落在胡同的南部，则宅门位于西北的位置。宅门有屋宇门与墙垣门两种形式。讲究的四合院使用屋宇门。这种宅门又可以细分为广亮大门、金柱大门、蛮子门与如意门四种。在封建社会，只有一定品级的官员才可以使用广亮大门与金柱大门。百姓只能使用蛮子门、如意门与墙垣门。墙垣门的常见形式是清水脊小门楼。
五、北京的四合院在整体上，南北长，东西短，但是四合院内部的庭院与山西或者陕西窄院中的庭院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在庭院的长宽比例上，北京四合院是11，陕西窄院是21，陕西窄院是31，随着西北地域的转移，长宽的比例愈来愈悬殊。这就意味着，北京四合院的庭院基本是正方形，无论是山西还是陕西，庭院则是长方形的，建筑虽然也是一正两厢，但是东西厢房相互靠拢，把正房部分或者大部分遮住。
北京四合院的构造大体如此。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添加新的要素，进行纵向与横向的组合。
这些新的要素包括卡子墙、垂花门、抄手游廊、后罩房。其中，卡子墙位于东西厢房的南侧，卡子墙的中间是垂花门，卡子墙与倒座之间组成第一进院落。抄手游廊把正房与厢房衔接起来。卡子墙与正房之间形成第二进院落。正房之后是后罩房，二者构成第三进院落。在这类四合院中，第二进是主体，庭院基本是正方形的，第一进与第三进则是南北短而东西长，呈扁长形状。
三进四合院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
如果去掉后罩房，把庭院再向后延伸，加盖正房与厢房，则此处的正房与前面的正房形成前堂后寝的格局。如果这进庭院的后面再设置后罩房，则形成四进院落。
从理论上讲，四合院可以进行无限的纵向组合。但是实际上，北京的四合院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至多是五进。比如，清末协办大学士文煜在帽儿胡同的住宅分东、中、西三路。其中，西路是住宅，分五进。大门在院子的东南角。进大门是一进院，南侧是七间倒座房。北侧是卡子墙，中间是垂花门。垂花门后是二进院，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正房与厢房之间用抄手游廊相连接。之后是三进院、四进院，正房均为三间，最后是五进院，有后罩房十六间。
在横向上，也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但是，同样因为地理环境的限制，北京的四合院，最多也只为三路，而且并不全部安排住宅，而是根据需要进行处理。比如，上面所举文煜在帽儿胡同的住宅，西路是住宅，东路是下房，中路便是北京著名的私家园林“可园”。
北京四合院的设计原理
北京的四合院是历史产物，其中，既有人文精神，也有自然环境的影响。而人文精神则与我国古代的井田制有关。熟悉中国古代历史的人知道，井田制是西周时期的一种土地制度，通俗地说，是将一块正方形或者长方形的田地划为九个等份，每份一百亩。中间是领主的田地，用当时的表述是公田，其余的八份分给八户农民，每份也是一百亩。农民在种田的时候，先种公田，之后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
按照井田制的思想与规划原则，产生了王城理念，简单地讲是将王城规划为九个等份，宫城居中而立，其余八份规划为里坊与市场。这一筑城理念，或者说井田制的思想也影响到北京的四合院设计。我们试以一座基本形状的四合院为例进行分析：
一、正房三间，耳房两间，基本在一条经线上。正房的前檐为一条经线，耳房缀于北房东西两侧，其前檐略后于正房的前檐。
二、东厢房两间，西厢房两间。东西厢房的前檐位于正房墀头墙的两侧，其跨度与耳房的面阔相等。东西厢房的前檐位于两条纬线之上。
三、倒座三间。倒座的东侧是宅门。倒座的前檐与宅门的后檐可以看作另一条经线。
四、正房、东西厢房与倒座的后檐墙，恰好形成院子的四界。
五、东、西厢房的前檐是两条经线，北房与倒座的前檐是两条纬线，经纬相交恰好把院子画出九份；四周是房屋，中间是庭院。
北京的四合院便是依据这个原则设计的，与井田制对土地的规划完全一致。这一筑屋的原则被后世附会为九宫格。从建筑学与地理环境的角度看，北京的纬度较高，房屋坐北朝南，易于采暖通风，故而正房要建在庭院北部。冬季的北京是寒冷的，为了最大限度吸收阳光，避免两厢与倒座的阴影遮住正房，庭院设计为正方形是科学的。与宫廷、衙署、会馆、寺庙不同，四合院不是公众聚会的场所，而是私人住宅，要求隐蔽性，因此它的宅门不设在中轴线上，而是开辟在东南位置，则充分考虑到建筑的功能。
四合院与风水学说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深远的历史文化及其居住经验，传统的人居环境在其形成过程中，发展了风水理论，后世亦称之为“堪舆”。风水具有独特的中国文化，传统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八卦等思想，是风水产生的文化土壤。风水作为一种环境理论和实践工具，其实用性是古人为适应生存环境而进行科学探索的经验总结。其本质是一种研究相地择居的“相地学”。即对地形、日照、气流、水质、季风、气候、温湿度等相关自然环境因素作为选址依据，进行综合考虑，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从而营造出适合人们栖居的人工环境。
风水理论与现代生态学的契合点主要体现在科学的建筑选址与自然环境要素的循环利用这两个方面。刘晓明在《风水与中国社会》中指出:“风水是人们在兴土动工，比如建宅、架桥、修坟时对地理环境的一种选择方式与认识系统”。中国风水学的核心就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的“天”是指大自然，所谓“天道”即使自然规律;而“人”则是指人类，“人道”亦即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天人合一”的观念表达了中国古代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老子》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恰好说明尽管天地人均各有其内在含意，但最终都统一于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这种自然观后来被引用到建筑上，意指人工营造的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融合、共生。可见，“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认为天地人之间是一个有机循环与生生不息的整体系统，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自我平衡的理想环境观。这种反映人与天地、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思想与当代生态学中的许多基本观点不谋而合，两者都十分注重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
四合院的居住文化
四合院的主要功能是家人的居住与活动场所。家人的身份与辈分不同，居住的房屋也不同。
在四合院中，正房居于首位。一般是三间，中间称明间，两侧称次间。位于东面的称东次间，位于西面的称西次间。如果正房五间，次间两侧的房屋称稍间，位于东面的称东稍间，位于西面的称西稍间。在尺寸上，明间最大，次间与稍间递减。而且，同样是次间与稍间，在尺寸上也略有差别。东次间大于西次间，东稍间大于西稍间。之所以出现这个差别，是因为中国的传统以“左”为上。这个现象，在年代久远的房屋，十分显著。晚近的房屋，不明显了，甚至次间与明间的尺寸都完全一样。
明间之所以大于次间，主要原因是：一、这里是中轴线通过的地方；二、这里设有祖堂与佛堂；三、主人与家人在这里聚会。除夕之夜，慎终追远，在这里举行祭祀祖先的活动。因此，明间又称“祖堂”。当然，房屋繁多的四合院，也可以在另外地方设置祖堂，这里所讲的只是一般四合院的通例。
次间一般做主人的卧室与个人活动场所。如果主人有长子，则主人住在东次间，长子住在西次间。
主人去世以后的灵寝摆放在明间，而且摆放在中轴线上，也就是所谓的正寝。如果是未成年人，或者是夫人，则灵寝只能摆放在院中，或者不位于中线的房间里。停灵的规矩是头北脚南。
正房两侧有时加盖耳房。耳房可以是两间，也可以是四间。三间正房两间耳房的称“三间两耳”，俗称“五间口”。三间正房四间耳房的，称“三间四耳”，俗称“七间口”。在建筑形式上，耳房比正房要低一个档次。耳房的屋顶与房基比正房低，墀头墙比正房的墀头墙要退后一个尺寸，故而进深浅。如果是一间耳房，只设通向正房的内门，一般不在室外设门。如果是两间耳房，除与正房相通外，还要在室外构门。耳房的面阔与厢房的进深保持在同一个尺度上。在耳房与厢房的北面山墙之间用围墙连接，这样便出现一个由围墙、耳房前檐与厢房北侧山墙围合而成的一个小院，叫“露地”。如果在厢房与正房之间有抄手游廊衔接，露地的景观更丰富一些。耳房作为正房的附属，可以堆放杂物，也可以作为主人活动的次要场所。耳房前面的露地有时候点缀一些花石，形成别有韵味的小天地。
正房前面的厢房东西对称，相向而立，位于东侧的称东厢房，位于西侧的称西厢房。东厢房的门窗向西开辟，西厢房的门窗向东开辟。根据传统，较古老的房子也讲究“左”为上，因此，东厢房比西厢房略高。厢房通常是三间，但是如果庭院较浅，也可以灵活处理为两间。与正房不同，厢房不在中轴线上，故而不强求在间数上一定保持奇数。但是东西厢房之间避免门窗完全相对，在尺寸上，略有差别。厢房也可以加筑耳房。厢房的耳房一般设计为平顶，在建筑学上称“盝顶”，俗称“小平台”。厢房的等级比正房低，在使用上，作为儿女的住所。东厢房也有时作厨房，里面设有灶台，在灶台上方的墙壁上贴有灶王爷，或者灶王爷与灶王奶奶的神像，在农历腊月二十三祭灶。灶王是司命之神，祭灶是四合院里的重要活动。通常用糖瓜、关东糖做祭品，送灶王爷与灶王奶奶上天，让他们“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正房的背后是后罩房，长度与正房基本相等。但是进深狭窄，在间数上也不与正房保持一致。后罩房一般用来堆放杂物，或者用作女仆的住所。
倒座与正房南北相望，倒座的门窗向北开辟。倒座的间数与正房不保持一致，但是倒座的柱子不能与正房的宅门相对。倒座可以用作客厅，也可以居住男仆。
在典型的四合院里，倒座与正房之间是卡子墙，卡子墙中间是垂花门，有随墙式与屋宇式两类。随墙式的垂花门多用于园林，但是在早期的住宅中，也可以见到。屋宇式的垂花门通常采取一殿一卷式的屋顶，正面是清水脊，背面是箍头脊。清水脊下面有两根悬柱，下端做成莲花的苞蕾形状。垂花门即因此得名。但是，也有做成矩形的。垂花门的正面无门，背后有四扇屏门，一般不开启，只有重大活动时才打开。
垂花门装饰华丽，是进入内院的门户。讲究的四合院在垂花门的两侧往往构筑抄手游廊，用来连接两厢与正房。两厢与正房之间由于有一段距离，游廊把二者连接的时候，必须拐九十度角，仿佛把两只手抄起来似的，因此叫抄手游廊。由于抄手游廊在拐角的地方形成一个窝，也叫窝廊。垂花门与正房之间的院落是四合院的主院，是室内空间的延续，是主人与家人的休憩场所，也是举行重大活动的地方。
农历七月初七，是神话中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女孩子在这一天“乞巧”：大人在庭院里放一盆清水，女孩子把一根针放在水面上，根据针影的粗细，判断巧拙。八月十五中秋，合家在庭院里赏月。女眷还要在院里举行拜月活动。拜月的时候，供月光马儿与兔儿爷。中国有句俗话：“男不拜月，女不祭灶”，因为灶王爷是阳性的，月神是阴性的。腊月三十晚上，庭院里是燃放花炮最好的地方，有的人家还把芝麻秸铺在甬道上，让家人上去踩，把芝麻秸踩碎，谐音“踩岁”，取其吉利。举凡踩岁的人家，外面的女性是不可以进去的。
婚丧嫁娶，来往人多，房屋不敷使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往往在庭院里搭设大棚作为招待宾客的场所。大棚用杉篙与芦席扎成，体量高大，既扎出屋顶也扎出可以卷放的窗户。办喜事的大棚称喜棚，装饰彩色的挂檐与大红的双喜字。办丧事的大棚称灵棚，挂檐用蓝色或者白色，灵棚的窗户贴蓝色的寿字，搭置为和尚、喇嘛、道士唪经的经台。当然，大棚也可以做其他用处，夏天，为了避暑，有钱的人家也要扎大棚，这就是所谓的天棚。北京人说“天棚、鱼缸、石榴树”，就是指这样的大棚。
由于这个原因，北京四合院一般不在庭院中心栽种高耸的枣树与槐树，而是种在正房、厢房后面，或者外院里，种在房屋后面的叫“围房树”。栽种这两种树，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周礼·秋官·朝士》云：
朝士：掌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
棘，即枣树。朝士执掌外朝法式。具体是：在外朝的左侧种植九株枣树，用来标明孤、卿与大夫朝见周天子时的位置，刑官之士站在他们的身后；在外朝的右侧也种植九株枣树，用来标明公、侯、伯、子、男的位置，乡遂以及都鄙公邑的官吏站在他们背后；南面则种植三株槐树，用来标明三公的位置，州长与庶民代表站在其后。三公即太师、太傅与太保等三个最高等级的官员。官员的等级不同，朝见周天子时的位置也不一样。在周天子外朝栽种枣树槐树的依据，古人的解释是，枣树木质的颜色赪红，而树枝有刺，取其赤心外刺之意。至于槐树，郑玄的解释是：“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欲与之谋。”
槐树与枣树使人联想到“槐棘”与“三公槐”，这是公卿大夫的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嘉木，北京四合院栽种之多的原因就在这里。“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先生散文诗《秋夜》中，这两株枣树仿佛穿越了悠悠岁月，仍然巍然伫立在北京的胡同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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